《一》
猎鹰小的时候，最喜欢野地里开着黄色小花的那种野草，我管它叫野菊花，后来从别人嘴里知道了它的很多名字，苦橛子、曲曲菜、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
这种野花，在我们单位办公楼的后边也长了很多，有半人多高，一丛丛，一簇簇，争先恐后地怒放着。
每年秋天，我总会采下几簇，插在一个瓶子里，放在办公室窗台，能活两个多月，为办公室增添一点田野的风趣，也保留一点点童年的记忆。
《二》
小的时候，家住在九二三厂一分厂，进了一分厂的南大门，往东北方向走，就是运输三大队的家属区，那里有一望无际的一排排砖瓦平房，每隔两三排，就会在房头安插一个公用水龙头，到了冬天，水龙头经常被冻住，要靠大家用柴火或者“汽油喷灯”把水管里的冰烤化，就像现在的老人们打吊瓶，疏通血管。
猎鹰的家，就安扎在一排平房的东头，紧挨着家属区的围墙。
童年，给我最早的记忆，就是运输三大队厂区矗立的那个高音大喇叭，铅色的喇叭花身材，有锅盖那么大，固定在水泥杆子顶端，每天早晨7点和下午13点30分（夏季是14点30分），大喇叭便扯着嗓子唱着“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或是“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7点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和报纸摘要”......
随着喇叭声的催促，家属区一望无际的平房里渐渐涌出人群，身穿浅灰的工衣，像一颗颗革命的螺丝钉，被大喇叭这个的“磁铁”吸引着，渐渐汇成人流，向厂区涌去。
《三》
那时候，哥哥姐姐已经上学，猎鹰还在上托儿所，托儿所是运输三大队办的，四合院的样式，院子却很大，足有两个篮球场大。
那时候，托儿所看孩子的人不叫老师，叫阿姨，只是几个多少识点字的家属客串的，说话南腔北调，我最喜欢姓田的那个阿姨，她很和蔼，不爱发火。
为了每天送我去托儿所，二姐可是操碎了心，我那时候很皮，死活不愿去。所以，每次送我，二姐都是连哄带劝，甚至急得流眼泪、连卷带骂。
但是，她从不打我。有一次，好不容易把我拽进了托儿所的大门，看着我向屋里走去，她才急急的小跑去上学，已经耽误上课了。
而我，扭头看她走了，便从托儿所溜了出来，跑回了家，家里锁着门，我便在家门口独自玩起玻璃球。

不一会，托儿所的阿姨找来了，揪着我的耳朵，把我带回托儿所。

小朋友们都在床上睡午觉，而我，却站在墙角，站了好久。

《四》

小时间的我，根本就拴不住，出了家门就会撒丫子猛窜，家属区五米多高的围墙，我顺着墙柱的缺口三两下便爬将上去，几寸宽的墙沿如履平地。

爬树也是我的强项，所以，直到现在，大姐回忆起我小的时候，总是笑着说：“老六小时候的裤子总是最容易磨破，整天爬墙上树，可愁煞咱妈了”。

小的时候，六个兄弟姐妹里面，猎鹰最小，最调皮，最不让爸妈省心。

每次闯祸，不是砸了别人家的玻璃，就是用砖头开了别人的脑袋，害得母亲买了点心去给人家赔罪，让我在家里跪在搓板上，挨皮带抽。

《五》

不知道为什么，儿时的猎鹰，虽然下河游泳、爬墙上树，打架闯祸，却也留下了喜欢养花的毛病。

运输三大队的院墙，和野外只隔着高高的一道围墙，这自然围不住我的野心，我经常像猴子似的三两下便翻过墙去，摘了满把的野菊花带回家中，插在酒瓶子里，看着它绽放，看着它渐渐枯萎……

父亲也是个爱花的人，解放前曾经上过“青海王”马步芳开办的中学，后来当过美术教师，再后来，参加了石油工人大军，转战新疆、青海、胜利油田……

每次从野地里摘了野菊花，总是缠着父亲给我找个空酒瓶，灌上水，把花养起来。

父亲把花安顿好，我坐在父亲怀里，闪亮着眼神端详着绽放的野菊，父亲吸着烟，慢慢说：“不要老去摘它，让它长在地里不好吗？在瓶子里活不长……”。

《六》

如今，我的办公室养着绿萝、文竹，还有几颗摘来的野菊，它们在我的窗台上默默地成长着……

这几天，因为一件事，一直不开心，其实，是自找没趣，庸人自扰。

心里明白为什么不开心，也明白是因为自己小心眼儿，自寻烦恼，可总是绕不出这个圈子，也许，时间会冲淡一切。

想起了父亲的话：“不要去摘它，让它长在地里不好吗？在瓶子里活不长……”。

有些东西，本不属于你自己，还是任由它自由生长吧，不去摘它，在旁边呵护它，看着它绽放，看着它在阳光下泛起露珠，难道不是最美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