棕榈树读史札记

棕榈树

（转载）郭学明：《大宪章》的起源与启示

平静舒缓的泰晤士河是一条忙碌的水道，不时有游轮和驳船驶过。关于泰晤士河的航行，有一条已经执行近800年的规定。1215年签署的英格兰《大宪章》（Magna　Carta）第33条规定：泰晤士河以及英格兰所有河流上的一切鱼梁都必须拆除。

鱼梁是为了捕鱼而在河上修建的挡水堰，会妨碍船只航行。《大宪章》的规定使泰晤士河的通航得到保障。《大宪章》是一份政治文件，却涉及到了拆除鱼梁这样的事情。其实，《大宪章》有不少关于琐碎事项的规定，甚至还规定了寡妇的嫁资。

1215年6月15日，51岁的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与起兵造反的贵族和主教们和解，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并不是具有伟大理想的杰出人物的理性贡献。它不过是一群斤斤计较的臣属与一个雄心勃勃而又霸气不足的君主拔剑相斗后讨价还价的结果。它是一个停战协议，同时，国王对臣民做出承诺，承认臣属的权利。《大宪章》的效力并没有随着签约双方的离世而消失，没有因时代变迁而封存。它持续得相当久，它的基本原则影响至今，不仅影响着英国，还影响了全世界。

英格兰《大宪章》的签署被认为是宪政的起源。

内容

《大宪章》一共有63项条款，对自由、司法公正和财产权做出了规定，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限制国王权力，保障臣属权利。

其中关于自由的条款有：第1条承诺“英国教会当享有自由，其权利将不受干扰，其自由将不受侵犯”；第13条承认伦敦等城市的“拥有自由与自由习惯”；第63条重申“教会应享有自由”，并承诺“英国臣民及其子孙后代”“充分而全然享受《大宪章》所述各项自由、权利与特权”。

关于保障臣民财产权益的条款有：第2条到第11条对继承权、未成年继承人的权益保障、寡妇的权益保障、债务人抵偿债务等方面做出规定。

关于限制王室和政府权力的条款有：第25条规定一切郡、百户邑、小邑、小区均应按照旧章征收赋税，不得有任何增加；第28条规定，治安官和王室管家吏不得自任何人那里擅取谷物或其他动产；第30条规定，未经自由民同意，任何郡长或执行吏都不得擅取其车马作为运输之用；第31条规定，王室不得强取他人木材建筑城堡等；第23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市镇与个人修造桥梁；第5条规定一切不正当不合法的地租与罚金一概免除。

《大宪章》第12条的内容是：如果国王被俘需要赎金，如果国王为长子举行授爵仪式需要花钱，如果国王为长女出嫁准备嫁妆需要费用，在这三种情况下，国王可以向他的直属附庸征收适当的援助金。除此而外，未经全国公意许可，国王将不得征收任何免服兵役税和援助金。

如果国王因某个事项，譬如对外战争，确实需要附庸们的经济支持，需要额外征收税赋，第14条规定，必须为此召开由教会主教、修道院长和贵族参加的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召开这样的会议，国王必须提前40天向所有与会者送达会议通知，并在通知中明确会议的事由、时间和地点。

关于司法公正和法治的条款有：第38条规定，未有可信证据，不能使任何人经受审判；第45条规定，所任命法官、治安官、郡长和执行吏必须熟知法律。第39条写道：“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同侪（地位相当的人）的合法审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个著名条款是现代英国和美国“保证人生而自由”的宪法概念的基础。

国王做了这么多承诺，如果不兑现怎么办？《大宪章》第61条有明确规定：贵族须推选出25位代表，监督《大宪章》的落实。如果其中有4人发现国王违约，即可向国王指出，要求其立即改正。国王须在40天内改正。如果国王没有改正，这25位代表即可联合全国人民，以一切方法向国王施以抑制与压力，诸如夺取王室城堡、土地与财产，以及他们认为合理的其他方式，但不能伤害国王及其家眷。

以上第61条和第14条是代议制得以形成的法律基础。《大宪章》虽然是国王与他的贵族臣属签署的，但第60条规定，其适用范围为全国臣民。国王授予封臣的所有的自由权利，封臣必须进一步授予他们的下属。（以上内容据《大宪章》第502—511页，詹姆斯·霍尔特，北京大学出版社）

核心

《大宪章》与现代宪法比较相去甚远，没有关于国家架构、权力性质、公民政治权利的阐述，其行文也不是法律文书或契约文字，而是国王对臣属与主教承诺的语气。它是一份保证书。它所涉及到的臣民权利也主要在财产权利方面，没有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述。尽管如此，《大宪章》的历史意义仍然非常重大。

《大宪章》的核心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保护臣属的权利。如果没有臣属同意，除了常规的三项援助金（国王被俘、长子授爵和长女出嫁时的援助金）外，国王不得擅自增税；国王在立法征税等事项上要与臣属充分协商，征得臣属的同意，而且要提前40天送达告示；明确规定自由人享有人身自由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明确规定臣属有监督国王和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力，并设立25人的常设机构。

《大宪章》的签署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开始，它的前提是承认国王的权威和统治。但是，它也限制王权，不准君主为所欲为，并且把对君权的限制用文字明确下来，形成了事实上的契约，并约定了违约罚则。

《大宪章》体现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王权有限”的原则；体现了政府和国王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原则；并设立了监督约束机构，这是《大宪章》最重要的意义：统治者必须受到契约——执掌权力者与让渡权利者之间的契约——的约束。而且，《大宪章》“这样一份冗长、琐细和务实的文件之签署本身，就意味着将会有法治产生。”（《英格兰宪政史》第11页，F.W.梅特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关于权力的契约与约束，还有法治，构成后来的宪政主义的核心。

源头

《大宪章》所表达的基本原则大都不是1215年的创新。有些原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传统，有些是诺曼征服时国王与附庸们的约定，还有些则是自治城市特许状的扩大。当然《大宪章》也有重要的创新，譬如成立25人的监督委员会。

英国是文明发育较晚的国家。当凯撒在公元前55年率领罗马军团跨越英吉利海峡踏上英格兰土地的时候，当地的凯尔特人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罗马人统治英格兰近4个世纪，在此期间，英格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传统，也受到罗马法治的影响。公元410年，西罗马帝国受到内乱和日耳曼蛮族侵扰，放弃了英格兰。

罗马人离开后，日尔曼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涌入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部落社会的民主传统，其首领是选举产生的。他们在英格兰建立多个小王国，仍召开民众大会，选举产生首领和国王。大事由民众大会决定，日常事务由首领和国王处理。当小王国在征战中合并为大王国时，小王国变成了郡。在郡一级，民众大会依然召开。王国事务由贤人会议决定。国王由贤人会议选举产生，贤人会议也能够废黜国王。贤人会议的组成并不固定，包括主教、修道院长、“方伯”（地方首领）、国王的臣僚等。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的新国王是从已故国王的近亲中选举产生的。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贤人会议虽然已经从氏族部落的大众民主演变成了少数贵族的精英民主，但一直保持着对君权的强大制约力。梅特兰说：“诺曼征服前夜宪政的真正的积极因素在于，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国王未经王国大会（贤人会议）同意就自行立法或征税——这是最重要的。构成了对纯粹专制主义极具价值的阻碍，尽管强大的国王可以自己决定王国大会会成为什么东西。”（《英格兰宪政史》第41页）

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率领军队入侵英格兰的是诺曼底大公威廉一世。威廉入侵英格兰，并没有获得他在诺曼底的附庸的普遍响应。这些贵族们不愿意跨海作战。他们认为，威廉要求继承英格兰王位不在他们规定的兵役义务之内，而且跨海出征要超过40天，超出了附庸每年服兵役的规定时间。威廉只好四处招兵买马，悬赏告示：谁愿意跟他去，就有希望得到战利品和土地。许多来自佛兰德斯、布列塔尼、安茹、美因茨和普瓦图（今天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一带）的人汇集到了威廉旗下。这些人在诺曼征服后成了英格兰的新贵族。

跟随威廉打天下的贵族及其后代认为，他们的权利不是国王恩赐的，而是参与打天下换来的，不能被随意剥夺。由于国王没有常备军，必须依靠贵族的军事支持，因此不可能像中国皇帝那样，兔死狗烹或杯酒释兵权、高高在上独享大权。

威廉一世死后，选举的传统保存下来。他的两个儿子，第二个国王威廉二世和第三个国王亨利一世，都不是长子，“依据当时的观念，都不能依据继承权来主张王位，他们都诉诸了选举，依靠的是民众的支持。”第四个国王斯蒂芬也被迫“通过选举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签署《大宪章》的约翰国王能够登基也与选举有关。（《英格兰宪政史》第65页）

另一方面，诺曼人由于政治上发育较晚，他们本能地保持着对权力警惕和制衡的传统，坚持契约的对等性；再加上英国原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民主传统，英国国王强化权力的企图受到臣民的强烈抵制。

笼子与权力

签署《大宪章》的约翰国王是诺曼征服后的第7代国王。约翰是一个试图有所作为的国王。但是他连吃败仗，丢失了包括诺曼底在内的法国领地。为了夺回失去的领地，他超出常规强行增加税赋。约翰与他的贵族附庸们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历史学家屈勒味林对他的评价是：“本性虚伪，自私，而又残暴，故最易为人所痛恨。”这样一个招人厌恶的国王试图加税，遭到贵族的联合反对。1215年5月5日，贵族们宣布不再效忠国王，举兵造反，并在市民的支持下占领了伦敦。约翰国王迫于无奈，才签署了《大宪章》。

造反的贵族和市民们并没有取代国王、改旗易帜的企图。他们只是要限制国王的权力，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剥夺，自由不被侵犯，寻求司法公正。他们不是要改朝换代，而是要制作一个结实的笼子，把君主的权力关在里面。

《大宪章》主要是贵族权利的诉求，也涉及到自治城市的市民和贵族的附庸。而对权力的约束一定会使整个社会受益。

《大宪章》虽然限制了国王的权力，但是某种意义上也使得王室受益。人类历史上那么多王室都被灭族了，有的王族灭绝得十分惨烈。而英国的诺曼王族却延续了近千年。这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追溯得最久远的王族之一。帝王血脉延续长远的诀窍就是放弃权力。由于权力受到宪政的限制，国家最终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英国国王成了安全、荣耀、潇洒的虚君。

当然，帝王们放弃权力绝不是情愿的。《大宪章》签署之后，英国人又多次进行流血斗争，甚至在1649年把违约的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王室才逐渐被迫放弃权力，还权于民。

时代背景

从《大宪章》可以看出，英国国王与东方帝王相比真是太窝囊了。英国的臣属不仅不以君为纲，不三拜九叩，居然与君主讲条件、限制君主的权力，还居然成立监督君主的机构，甚至还能够以夺国王城堡抢王室土地财产相威胁。这在东方都是大逆不道、千刀万剐的谋逆之罪。

英格兰《大宪章》以及宪政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发展的一个结果。屈勒味林指出：“宪政主义源于封建主义。”

（《英国史》上，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封建制度下，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交换关系、契约关系。《大宪章》就是这种契约的书面化和制度化。

不只是英国有《大宪章》，欧洲其他一些国家在中世纪后期也出现了类似的文件。霍尔特说：“12、13世纪的自由不是由一个国家感染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是当时那种氛围本身的一部分。”

自治城市的特许状与《大宪章》的性质相近，《大宪章》也可以看作是城市特许状的扩展。伦巴第同盟在1183年与腓特烈一世皇帝签署的和约、1188年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发布的对封臣授予特权的敕令、1205年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为加泰罗尼亚起草的妥协性文件和1222年匈牙利国王授予封臣的诏书等，都是类似《大宪章》的文件。在英国，早在《大宪章》签署115年前，国王亨利一世登基时就发布过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宪章》（Charter　of　Liberties）。亨利的《自由宪章》是《大宪章》的先声。

所以，霍尔特在他那本与《大宪章》同名的书中说：“英国国王约翰不得不通过授予自由宪章而结束一个艰难的战争时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坚持的臣民

《大宪章》的条款自确立之日起就一直被较真的英国臣民坚持着。

任何专制者都是臣民权利的天然剥夺者。所有的国王都希望自己可以随心所欲，随意剥夺臣属和人民的自由，任意征税。英格兰国王也不比其他国王开明。国王签署《大宪章》，是因为屡次战争的失败削弱了他的权力。《大宪章》以及宪政制度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国王开明或仁慈，而是臣民用刀剑逼出来的，是战争的结果。臣民的权利不是君主恩赐的，而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

从《大宪章》签署的1215年，到国王亨利四世在位的15世纪初期，期间将近200年，《大宪章》不断地被历任英国国王确认，达32次之多。英国宪政的发展是在权力与权利的反复较量中推进的，在斗争与妥协、流血与谈判中推进，是在回潮复辟与反回潮反复辟的纠缠中推进的，直到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才最终获得成功。

宪政主义的发展也是法律体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英国宪政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等，形成具有宪法性质的法律体系。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成文宪法是1787年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及随后的《权利法案》。法国最早的宪法性文件是《人权与公民宣言》。现代宪政的核心是公民遏制执政者的权力。

宪政的意义在于：提升了法律的作用，确认了法律至上的原则，法律从治民的手段演化为限制权力的武器，人类社会得以实现真正的法治；实现了对权力的约束，把权力关在了笼子里，让它只能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戕害人民；从枪杆子决定统治转变为法律决定统治；约束的刚性和规则的一致性，带来了政治的稳定性。

宪政的要素

尽管《大宪章》与现代的宪法比较相去甚远，但它被认为是现代宪政制度的源头，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宪政？

宪政是一种政治架构，是把权力纳入法律框架内、对权力作用有明确界定和限制的政治架构。对权力作用的界定与限制，是通过专门的法律——宪法，或以若干法律构成的具有宪法功能的法律体系——明文规定的，并通过有效的机构和措施保障这些规定的实现。

宪政的起源并非由于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而是限制专制权力的努力。宪政的出现是人类对权力膨胀的危害做出的反应，是约束权力的措施。宪政是人类为权力制造的笼子，以限制权力的越界和蛮横。

宪政的第一要素是“宪法至上，权在法下”。

人类早在4000多年前就制定法律，但宪法的出现只是近几百年的事。宪法的英语原意是架构、构造的意思，表明其规定社会共同体政治框架的功能。宪法不用于一般的法律种类。刑法是针对社会成员犯罪行为的，民法是关于社会成员之间纠纷的，而宪法则是确定执掌权力者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关系的，是关于权力的授予、应用与作用边界的法律，也是明确社会成员权利的法律。

宪政的第二个要素是宪法的实行。

没有哪个统治者不说好话，不自称是人民的当然代表。但他的所做与所说常常不一致，甚至相反，而被统治者无可奈何。有的国家有非常好的宪法，但统治者只是用它来骗人，从来不曾真正实行过。所以，宪政的要义不仅在于宪法的条文，更在于宪法的实行，在于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立。宪政强调的是权在法下，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对于不服从者，必须有制约措施。(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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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的悲苦与期待

       上午，到孩子学校参加家长会，先是一个商业机构推销其学习方法的光盘。主讲人声嘶力竭的讲如何提高成绩、如何成为尖子生、好将来考好大学，找好工作，，，，，，，，，，，一个学校，反复考虑的是无比现实与功利的分数，却从不问问教育的本质与目的是什么？学生只会被眼前的现实压垮，不会考虑更高尚的东西，，，，，，，，，我知道，这样的教育，正是中国的现实教育，我无法改变。
    我无比厌恶的听了一会，实在是听不下去，正好带着一本刚买的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就在嘈杂的声音下，我屏蔽一切，静下心来看书。
    翻到明朝章节，嘉靖皇帝时期，我看到皇帝的怪癖，官吏的腐化，生灵的涂炭，，，，，，，，与近年读中国历史的感觉一样，我心中开始感到巨大的悲苦。这种悲愤和苦涩让我心里非常难受。我知道，我深深的厌恶这样的历史，，，龌龊的勾心斗角，，视人命如草芥，，，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皇帝和官吏的权力因为没有制约而为所欲为，，，以现代政治文明和人权观念来读中国历史，，，，我感受到的只有恶心，，，呕吐，，，悲苦，，，。总体来说，中国的帝王史，真是一部拆烂污的历史，是一部无比肮脏的历史，我从中看不到任何进步与希望。
    我合上书，打开手机，翻看微博。
    正巧，微博里看到一篇文章--《大宪章的起源与启示》，我细细的把这篇文章看完。
    文章讲到《大宪章》产生的背景，《大宪章》的签订、《大宪章》的主要内容，以及《大宪章》签订以后，围绕着它而进行的几个世纪的斗争，直到十七世纪，真正的现代宪政国家的建立。
    我对这一段历史并不陌生。       ***************************************

    从《大宪章》签署的1215年，到国王亨利四世在位的15世纪初期，期间将近200年，《大宪章》不断地被历任英国国王确认，达32次之多。英国宪政的发展是在权力与权利的反复较量中推进的，在斗争与妥协、流血与谈判中推进，是在回潮复辟与反回潮反复辟的纠缠中推进的，直到17世纪英国宪政革命才最终获得成功。

    近读《英国通史》和《法国通史》，我能从中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这就是中世纪后，西方国家的进步，这样的进步其核心表现在政治文明上。这种进步持续到现在，，，公权力来源于人民授权，公权力可以被制约，人民可以捍卫与享受自己的权利。这让我看到希望，，看到我们还有走出黑暗泥潭的希望。

    悲苦与期待，，是我今天，，，更是我最近读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棕榈树

      在谈到政府权力的失控时，托克维尔说：“，，，，，，，，，权力的混乱带来高度的危险：法庭干预政府，会对案件有害；而政府干预法庭，则会使人堕落，使人兼具可怕的革命性和可悲性；相形之下，政府干预法庭，其后果则更具危险性。
      ，，，，，，，，，，，，，君主制下的政府其实和今天的政府一样，会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官员免于尴尬的处境，不让他们像普通公民那样，在法庭上认罪。这两个时代之间唯一的差异在于：大革命之前，政府庇护政府官员靠的是不合法的专横手段；而大革命之后，政府可以借助宪法之中的这一特别条款合法地、堂而皇之地包庇触犯法律的官员。”（《旧制度与大革命》第四章）
      本章之后，还有译者引用现代政治学奠基人马基维雅利在其著作《君主论》中的话：上有所为，下必效之，因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上位者。

棕榈树

       ,,,,,,,其实整个历史也是如此 ，人们总是不断重复过去的一切，却以为自己走在全新的路上。如果不能把过去作为未来的借鉴，未来就只能沦为过去的重播。      ,,,,,,,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贵族，所有希望能够站在国家行政体系内操控公共事务的人，对当时的行政当局无一不是怀有强烈的仇恨。而那些不想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独立团体也使政府感到十分畏惧。那些自由结社，不论规模大小、目标如何，都会让政府感到不快。政府只希望那些由它授权并主持的社团存在。与此同时，大型工业财团也让政府很不省心。总而言之，政府不希望公民用任何方式在任何程度上影响政府，它宁可被孤立，也不愿接受竞争。
      但是，压迫不能太过，大棒子举起后必须给法国人几块糖，让他们暂时忘却所受的奴役。为了这个目的，政府在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等种种普遍的、抽象的理论讨论上，给予了民众极其充分的言论自由。政府的底线是绝不能恶意评论哪怕最基层的芝麻官，只要不触犯这条线，即使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政府都能忍受，因为它认为那种事与它无关。
      ,,,,,,,,,,,,,,,这一切和今天多么相似，可见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旧制度与大革命》第六章）
      棕榈树评论：看到这一段，，，，，，，，，我想，今天的我们，比那时的法国人聪明多了，，，，，{:soso_e127:}{:soso_e127:}{:soso_e127:}{:soso_e127:}{:soso_e127:}一切尽在不言中{:soso_e113:}。{:soso_e113:} {:soso_e113:}{:soso_e113:}

棕榈树

      ，，，，，即使法律本身没有更改，执法的方式也每天都在变动。如果不是从旧法国政府遗留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状态，我根本无法想象法律竟会沦落到如此被人蔑视的地步，甚至连执法者都不再尊重法律，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政治议会，也没有报纸，政府官员的权力根本不受限制，可以任意胡作非为，专横跋扈。      ，，，，，我们发现，政府总是喜欢援引例外，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规矩办事。我们的政府很少破坏法律，它只是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扭曲法律。
      ，，，，，每个为自己说情的人都要求执法者对自己法外开恩，那种义正词严的态度简直就象在要求别人要遵守法律一样。
      ，，，，，他们只有一种情况下是尊重法律的：当他们需要用另一条法律来帮助自己钻法律空子的时候。
      ，，，，，当法国社会开始陷入大革命的长期困惑时，关于如何构建新社会与政府新体的思想百家争鸣。这些改革家们虽然目标各不相同，手段却出奇的一致：无不希望借助中央政权的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眼里，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完成这种宏大的任务。
       ，，，，，人们都把自己置身于被保护人的角色，却忘了被保护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主人。

        ，，，，，因此，看到拿破仑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中央集权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惊讶。这座集权的城堡虽然在1789年被推翻过，但是它的基座早已深深打入法国人民的心中，只要一个合适的机会，它必然以极为迅捷的速度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坚不可摧。（《旧制度与大革命》第六章）

VVV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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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榈树

       最近一个多月工作很忙，没法静下心来读大部头历史著作，只偶而翻翻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一些历史帖子、《全球通史》等。
       说到底，我读史，还是为了看明白现在，并憧憬未来。所以，即使暂时没有阅读，但思考却从未停止。
       比如，人们经常谈论的腐败问题，
       以我的看法， 我们国家的腐败问题，如果仅从中国的历史与经验中，确实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
       但放眼世界，有许多国家，已经在很长的时间内，虽然不能彻底解决腐败，但腐败问题确实已经得到较好的解决。
       所以，从人类现有的智慧来看，腐败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自十三世纪初，英国《大宪章》颁布以来，现代议会政治形成，人权中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逐步被觉醒的民众收回，人类逐步实现了 把权利关进笼子里的梦想，逐步解决了公权力没有制约的问题，从而慢慢消除掉腐败问题。      具体来说，解决腐败问题，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所依靠的制度和方法就是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与监督。
       在西方主流国家里，对公权力的制衡主要通过公民行使”结社自由“而形成的多党制来形成，并进而通过议会政治或者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来运作。而监督则依靠公民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来进行，这样的言论自由包括自由表达，自由办报、新闻自由等。
       经常有人与我谈论时事，与我讨论时局问题。我总是坚持这样一个观点：社会的真正进步，其根本来源于民众的觉醒程度。如果有标志性事件的话，那就要看公民对自己的基本权利--------尤其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公民权的认知与坚持。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公民多了而顺民少了，什么时候公民明白自己的权利、并且会争取自己的权利了，，，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实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社会才会真正的跨入现代文明社会。
       至于现在，除去物质方面的，总体来说，许多国民的精神层面与政治认知层面，和中世纪的欧洲差不了多少。（我说这话可能许多人不愿意，但也是一家之言。）

棕榈树

开始看《***时代》。

棕榈树

转帖：从1814到2014：英美靠什么主导世界两百年

腾讯大家 作者：张明扬2014/12/18 17:43:46

           (贴这个帖子我只是觉得好玩，其实我感觉， 作者分析的并不是很深刻，我认为真正让英美强大的，是宪政制度， 这点，帖子里并未分析到--棕榈树20141229）。    1814年的法兰西帝国，1856的俄罗斯帝国，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然后又是1945年的纳粹德国，最后是1991年的苏联帝国，在这两百年中，五大强权先后倒在了作为世界秩序领袖的英美面前。

　　以1814-1815年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为标志，由英美（先英后美）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整整延续了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这一世界秩序先后经受住了五大霸权强有力的挑战，曾经不可一世的挑战者们最后悉数落败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从“守擂者”盎格鲁撒克逊的角度来看，这应当是一个值得庆功的两百周年庆。

　　1814年，一代天骄拿破仑认输了。在接连输掉1812年的侵俄战役和1813年莱比锡战役之后，以英国、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四大强国为首的“反法同盟”占领了巴黎，拿破仑此时已是穷途末路，被迫宣布退位。尽管1815年拿破仑还有个“百日复辟”，我们也更习惯将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作为拿破仑一生军事生涯的重点，但准确的说，1814年拿破仑帝国已经崩溃，之后的复辟最多也只是回光返照。

　　在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中，尽管俄国“居功至伟”，但英国事实上才堪称真正的领袖，不仅独力在特拉法加消灭掉了法国海军，同时也是反法战争全程的最大金主（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更重要的是，在拿破仑帝国覆亡之前，法国尽管在经济上落后于英国，但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显然在英国之上，拿破仑当时才是欧洲大陆甚至世界秩序的唯一霸主；但在法兰西帝国沦亡之后，英国决定性地消灭了争夺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大对手，整个世界从此进入了“英国时刻”。

　　在这个叫“维也纳体系”的新世界秩序中，除了“主人”英国之外，俄罗斯帝国在战后也国力大增，成为了英国世界秩序的最新挑战者。事实上，此时的俄国在陆军实力上已经堪称世界第一强国，自居为欧洲大陆新的主人。最关键的是，俄罗斯帝国此时已不满足于大陆霸权，企图吞并奥斯曼帝国，得到进入地中海的通道，这在实质上已经突破了英国的底线——欧洲大陆可以不要，海洋霸权不容挑战。

　　果然，在1853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之后，英国和法国联手对俄宣战，这也就是最近在乌克兰危机被炒得很热的“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的最核心战场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这也是俄黑海舰队的最主要基地，在历时近一年的围攻之后，英法联军最终于1855年攻克了这个要塞，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1856年，俄国宣布战败，双方签订《巴黎条约》，这也标志着俄国丢掉了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在英国确立了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之后，俄罗斯帝国是第一个势均力敌的挑战者，这一轮，英国守擂成功。

　　俄国坠落之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新的霸权。但问题是，在法国还未有机会和实力再次对英国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之前，就已经惨败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接棒法国成为了最新的挑战者。到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不仅是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在工业产量上也超越了英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关键是，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此时的目标就是夺取英国的世界霸权。

　　不过，在1914-1918年的一战中，由英、法、美和意大利（俄国十月革命后先行退出）等组成的协约国最终还是击败了德意志帝国参加的同盟国。

　　尽管在一战中面对德国的挑战仍然守擂成功，但英国也是元气大伤，在战后实质上已经让出了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地位，将主角和平“禅让”给了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不过英国仍然保住了这一世界秩序中的第二把交椅。可以说，这是世界秩序的“美国时刻”的开始，也可以说，这是“英美时刻”。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奇迹般地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崛起，向美英同盟主导的世界秩序发动了更为激烈的挑战，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这次的结果仍然是挑战者再次落败。二战之后，美国进一步奠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战胜国英国却在战后进一步衰落，在实质上也退出了和美国一起对世界秩序的共同主导权。

　　二战后，苏联成为了世界第二强国，几乎与拿破仑战争后的俄国完全类似的是，此时苏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陆军实力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欧亚大陆无可置疑的霸主。所谓的美苏争霸，完全可以理解为苏联对美国世界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但和之前几次不一样的是，苏联的挑战没有通过战争来展现，而是“冷战”。以1991年年底的苏联解体为标志，这一次，失败者仍然是挑战者一方。

　　两百年来谁着史。1814年的法兰西帝国，1856的俄罗斯帝国，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然后又是1945年的纳粹德国，最后是1991年的苏联帝国，在这两百年中，五大强权先后倒在了作为世界秩序领袖的英美面前，除了俄国之外，其他四大帝国挑战失败的后果无不是强虏灰飞烟灭。这应该是第一条教训。

　　教训总是经验主义的，第二条教训我还想增加点形而上。做点基础的统计工作可以发现，以上五大强权几乎都是当时的第一军事强国，都或多或少的创造过赫赫武功。但问题是，尽管英（美）在军事实力上不如挑战者，但在这横跨两百年的五个时代中，又几乎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一战前的英国是唯一的例外，在GDP上略落后于德国，但即便如此，其总体经济实力仍然是强于德国的，更别说，英国的盟友美国是第一经济强权。而作为挑战者一方的几大强权，经济实力最强也不过是当时的第二罢了。

　　这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相对靠谱的结论，“军事第一＋经济第二”往往不敌“军事第二＋经济第一”。也就是说，即使是GDP达到了世界第二，军事实力也“超前发展”到了世界第一，最后的竞争结果仍然是落败。现代战争，最后比拼的终究是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权重更大），纵然穷兵黩武可以称雄于一时，笑到最后的仍然是经济实力最强者。对于这一点教训而言，美苏军备竞赛的落败者苏联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第三点教训，一个纯军事问题，海权总是压倒陆权的。以上的五大挑战者在海军实力上几乎都落后甚至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英（美），仅仅是一个陆权竞争者。无论是拿破仑时代的特拉法加海战，还是俄罗斯帝国的黑海舰队，还是一战二战中的德国海军，在面对当时的世界第一海权力量英（美）时，几乎都是被压着打，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丧失制海权的后果是，海权者英（美）可以通过海上贸易调动全世界的资源为己所用，而挑战者们则几乎被迫放弃了海洋贸易。就这一点教训，拿破仑和一战中饥馑的德国应该是有很多血泪可以控诉的。但反过来说，当陆权国家开始试图发展海军挑战海权霸主时，这往往是战争的前奏，比如一战前的英德海军竞赛。

　　第四点教训，作为既有的世界秩序主导者，英（美）在战争中几乎都是国际盟友最多的一方，挑战者则是“失道寡助”，每次都是被群殴的境遇。这一点教训是个大题目，就暂不展开了，记住一点就可以了，破坏秩序者总是不受欢迎的，破坏大多数国家受益其中的和平总是要被千夫所指的。

　　最后一点，咱们不说教训，说点正能量的“经验”。通过战争挑战国际秩序的五大强权都失败了，但在这里面，美国却悄然完成了“权力转换”，得到了那么多挑战者不惜以战争都得不到的世界秩序主导权。经验也不算复杂，通过结盟而不是战争，通过搭车而不是抢车。美国在一战以及二战中都是作为英国的盟友出现的，通过战争中的援助和后发制人逐步与英国交换老盟主手中的好牌，最后在倒逼中完成“禅让”。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日本在二战后尽管“沦为”美日同盟的次要角色，但借助美国驻军的“和平红利”，创造了经济奇迹，差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对美国的超越，也就是当时曾盛行一时的“日本第一”说。

　　也就是说，作为合作者，作为盟友完成权力交接的概率要远远大于作为挑战者发动战争，这样说似乎也有点问题，因为后者的概率是零。

　　2014当然不应该是1814，更不是1914，但如果挑战者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话，2014也可以是1814和1914。（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张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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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了傅高义的《***时代》。
       这本书的写作和翻译很好，读起来很流畅。
       不过，感觉作者是邓的粉丝，他基本上只写了邓了不起的一面，对邓的不足则鲜有提及。
       比如，邓一直的观点是，经济发展会解决问题，所以，他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他没有意识到良好的制度是发展的基础，而文化是制度的形成基础。虽然1988年前后，当时的高层也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研究没有持续下去。
      1992年后，邓的南巡，又为停滞的经济发展提速，此后，发展中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厉害，制度性不足开始越来越严重。
      我记得，好像是唐德刚，他主张，对历史人物，可以从他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来评价这个人的伟大与否。比如，孙中山的伟大在于，一生当中，在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头，他两次顺应或者是引领了中国的潮流：一是通过革命来反帝反封建，二是建立共和国。而袁氏凯刚在中国重要的历史关头---在中国本应走向共和的时候，他自己却想倒退回帝制。同时期的康梁也是。在清朝末期，康梁都是主张改革而引领国家的人，但辛亥革命后，历史的潮流已经浩浩荡荡走向共和，康却抱残守缺，守着皇帝的衣带诏不变，所以他被历史淘汰。而梁则不然，他的思想随着时代进步而变：戊戌变法时，他引领潮流，辛亥革命后，他继续通过各种活动来引领潮流。所以，他是顺应甚至是引领潮流的人。张勋复辟时，康找到梁，要他和自己一起去为已经复辟的皇帝效力，梁对康说：“老师，您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呀！！”。
      以这个标准来看，我觉得，在8*9之前，邓是个伟大的人。当时的中国，经历文革的十年浩劫，可以说是整个国家几乎破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显然是发展经济，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于是，邓顶住各种压力，以他的果断、睿智来推动中国走出中世纪、走向开放、走向现代。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要求社会制度的变革与进步。在这样的历史关头，邓显然没有继续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就我的观点来看，邓的一生，整体来说，不失为伟大。
      但我更希望，在新的历史时代，我们的国家应该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这才是现在的历史潮流。
      但我也知道，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领袖人物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我们每个人的觉醒与权利抗争才是最重要的。
      另，我看到8*9之前的那一段时，我不禁想起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里的观点：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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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版本的英国历史---屈勒味林之《英国史》，昨天刚从图书馆借的，开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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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宋朝与清朝的18个细节对比

       1、【文人煽颠】

       四川有个文人，献诗成都知府：“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鼓动四川割据独立。成都知府赶紧上报朝廷。宋仁宗说，“老秀才要官耳，不足治也。给他个小官。”六百年后，又有一个叫曾静的文人，鼓动川陕总督岳钟琪反清，结果雍正掀起一场文字狱，然后，乾隆将那曾静咔嚓掉了。

       2、【大臣密奏】

       宋真宗问宰相李沆：“一些大臣有密启，为什么你没有？”李沆说：“臣有公事则公言之，何用什么密奏？搞密奏者非谗即佞，我深为厌恶，岂可效尤？”到了清代，官员则以获得密奏之权为荣，浙江布政使请求雍正：“藩臬皆赐折奏，仰恳圣恩，赐臣一例用折”。获准，像狗一样兴奋得直摇尾。

       3、【君主逼格】

       宋朝的仁宗皇帝似乎没什么主见，政事无论大小，都交给廷臣公议，议出一个结果来再施行。所以时人说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清朝的乾隆非常有主见，什么事都由他说了算，又识武功、打仗、杀人、写诗（看到名画文物就题烂诗）、泡妞、制造文字狱，啥都懂，自号为「十全老人」。

       4、【伶人问政】

       宋徽宗时，有伶人演滑稽戏，讥讽宋朝的福利政策导致“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清时，内廷戏班演戏，因曲伎俱佳，获赏赐酒食。席间一伶人无意问，当今常州长官是谁？雍正暴怒：“你乃优伶贱辈，胆敢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命人将那伶人打死了。

       5、【朋党风险】

       欧阳修写过一篇《朋党论》，为朋党正名，提出君子结党之说，开北宋政党政治雏形之理论先河，让宋仁宗“终为感悟”。六百年后，雍正对欧阳修之论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的“异说”，还杀气腾腾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斥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6、【谥号风波】

夏竦死了，宋仁宗赐谥号“文正”。刘原父很不爽，上疏质问皇帝：“谥者，有司之事，陛下奈何侵之乎？”最后改谥“文庄”。六百年后，尹嘉铨给乾隆皇帝上疏，为他老爹请谥，并请从祀文庙。乾隆大怒：你尹嘉铨算什么人，“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下令凌迟处死。后开恩，改为绞立决。皇恩浩荡，没有犬决。

       7、【宰相职权】

程颐对大宋皇帝说，“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宋朝皇帝也没觉得程先生说的有什么问题。六百年，乾隆对程颐这句话感到特别不爽，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批判程颐，意思是说，你一个臣子，居然敢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你这是目无君上，此尤大不可也！

       8、【士子尊严】

       宋神宗一次与程颢论及人才，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立即质问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宋神宗只好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六百年后，我大清盛世，纪晓岚为协办大学士，尝论国事，遭乾隆叱斥：“朕以汝文字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议国事？”

       9、【义庄救济】

       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其中有条规矩：凡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出嫁的女儿若因故改嫁，给钱二十贯。可见宋人对女性改嫁是持怜悯态度的，尽可能给予人道资助。到了清代，范氏义庄的规则改为鼓励寡妇寻节：达到守节年限者可领双份米粮资助，如果“失志不终者”，则不予资助。这便是宋清两个时代精神的差异。

       10、【对外贸易】

       987年，宋太宗派遣使者，带着敕书金帛，分为四路前往海南诸蕃国，招徕蕃商来华贸易。大约八百年后，1793年，大英帝国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希望中英通商。但乾隆老大拒绝了这一要求，给英王复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想象一下，如果跟马戛尔尼相遇的是宋朝。

       11、【门户开放】

       南宋时，北至淮南，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南至广州湾、琼州海峡，整个宋境的海岸线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到了清朝，先是厉行三十年海禁，康熙后期才设四口通商，但他的龟孙乾隆又将四口通商改为一口通商，关闭江、浙、闽海关，只保留广州一个口岸与西洋、南洋通商。

       12、【重商轻商】

       或说中国传统社会有轻商倾向，但宋代的学者如叶适、陈耆卿，已提出“四民皆本”，宋代事实上也成为最重视商业的时代。明代的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也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本”之说。但满清立国，中国又重返抑末崇本、贱商重农之路，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

       13、【奴隶制度】

       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人身依附的降低，唐及唐之前还有奴隶制，奴隶为贱民，属主家私产，宋代在法律上已废除贱民，奴婢跟主家不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结合关系。满元统治从草原带入主奴关系，满清入关，又再殖入主奴关系，“严分着主奴”，即使到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奴隶制习气。

       14、【城市人口】

       城市化是检验一个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的城市化水平是历代最高的，北宋人口不会少于1亿，城市人口达20.1%，南宋的城市人口更是达到22.4%。六百年后，大清帝国的城市化水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7%左右，跌入历史谷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一直都未能恢复到22%的水准。

       15、【圣君塑造】

       宋人将宋仁宗塑造成尧舜那样的圣君，清人也将康熙、乾隆形容为尧舜式的圣君。看起来好像是同一回事，都是儒家在拍皇帝的马屁。但其实区别非常大。宋人是在仁宗去世后才将他塑造成圣君的，目的是要树立一个帝王准则，以约束眼前的君主。清人则是将活着的皇帝吹捧为圣君，目的是要树立皇权的绝对权威。

       16、【经筵差别】

       经筵制度在清代发生了非常荒谬的变异——宋明经筵均是由士大夫教化皇帝，清代经筵居然变成了由皇帝训导士大夫：当讲筵官讲毕，皇帝即发表一通御论，然后讲官们跪赞：“皇上圣学高深，发从前所未发，诚足羽翼经传，昭示万世。臣等不胜欣荣之至。”皇帝俨然已是“天生圣人”，君师一体。

       17、【道统政统】

       清代李光地曾大拍康熙的马屁：“伏惟皇上乘天之命，任斯道之统。”另一名经筵官也露骨地吹捧康熙：“（我皇上）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我们知道，在宋人构建的理学谱系中，从未将“三代”之后的君主列入其中，而清代士大夫却将康熙捧为“道统”的接班人。“道统”的独立性与高贵性从此丧失殆尽。

       18、【大臣气质】

       宋代士大夫是一群有脾气的人。仁宗朝时，张知白（一说是张昇）担任台谏官，“言事无所避”。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大概是说他“孤寒”（孤单），没有朋友，要注意说话的方寸之类。张知白一听，回敬了皇帝一句：“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仁宗问道：“何也？”张知白说：“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说得仁宗神情黯淡，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忍不住流泪。为什么？因为仁宗年事渐高，而他所生育的儿子都夭折了，膝下确实孤单。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皇帝内心最痛苦的地方。但宋仁宗不能因此怪罪张知白，张知白还是继续当他的台谏官。清代士大夫呢？没脾气了。最典型者，就如大学士曹振镛的为官秘诀所言：多磕头少说话。(来自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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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蒋介石从大陆带走的不止黄金，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49年后，蒋介石离开故土，到死为止，再没离开台湾半步。从打赢对日抗战，到仓皇辞庙、转进台湾、坐困愁城，前后不超过五年时间，人生大起大落，不过如此。当我们谈论“蒋介石从大陆带走了什么”时，我们最爱谈的是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爱说的是“黄金”，痛心疾首之余，似乎这也成为了台湾经济远远发达于大陆“最合理”的解释；到了九十年代，那点黄金大概也看不上了，“富而知礼”的咱们最爱谈的变成了“故宫文物”，“翡翠白菜”被传说得神乎其神；再到了这十多年，据说咱们对文化的理解水平已经超越“器物”而飞跃到了“重道”的层面，中研院那批赴台的文化大师们成就了中华文脉在台湾的现实与想象。当然，间或的，我们也还记得起一起去台湾的那1080个“万年国会”国大代表们。按照当下最流行的说法，蒋介石不仅将中华民国的“政统”（“法统”）带去了台湾，还带走了“学统”和“道统”。如此，“残山剩水”才有了“大江大海”的气象万千。

       还有呢？至少正统观极强的蒋介石没有忘记的是，还有一种“教统”也得带去台湾，说人话就是，这个教那个教的“神、佛、圣”们也和蒋去了台湾。在蒋心中，这些另类“大师”们也未必不是“道统”的一部分。当然，对于深受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方舟子们“科学主义”影响的我们来说，这些“大师”走也就走了，无甚可惜，我们只要“德先生”和“赛先生”。

       圣

       先说说“圣”。中国人一说起圣除了孙大圣，不外乎就是孔圣人。孔圣人自然是无法和蒋一起去台湾的，孔林和中山陵都好端端的留在了大陆。孔子走不了，但他的后代可以。

       2008年10月28日的那个下午，当八十九岁高龄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病逝于台北时，大陆这边静悄悄，没有人有闲情去追忆这个世界最大贵族世系的谢幕。这个世界上知道自家数千年来直系祖先都是谁的，除了日本天皇，恐怕就是孔家了。

       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的话，孔德成一定是最后一个。孔德成世袭了有890年历史的封号——宋仁宗年前就传下来的“衍圣公”。历代王朝，哪怕是女真人、蒙古人和满人，无不对孔家后裔尊宠有加，“衍圣公”之前也不知封了多少这个公那个侯。皇帝可以改朝换代，人头落地，孔家却是“万世一系”，曲阜的孔府被称为 “与国咸休”、“同天并老”的“天下第一族”，成为了“道统”最直观的象征，而“衍圣公”至少在明面上位列文臣之首。

       孔德成出生时候的阵仗绝不亚于现在日本天皇家生个儿子。为了防止婴儿掉包，北洋政府还派军队包围了产房，并由一位将军坐镇孔府，山东省省长与孟子、颜子、曾子三氏的奉祀官同时在场监督。当这位全国期盼的孔家独苗出生时，山东曲阜全城鸣放鞭炮庆祝，北洋政府也鸣放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

       1928年，孔德成有感世袭爵位不宜存于民国，主动请求国民政府撤销“衍圣公”爵号。到了1935年，蒋觉得道统不可废，改封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成为中华民国唯一的世袭特任官。

       1937年，在曲阜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前，蒋介石紧急派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亲自将孔德成护送到武汉，后来再迁居重庆。而到了1949年国府迁台之时，蒋介石自然也带走了孔德成，在台北复建孔氏家庙。对于儒学造诣颇高的蒋介石而言，或许他心目中多少不无他自己才是“道统”承继者的想法，但孔德成这个“道统象征”(或也是儒家的教统象征)，他最知道分量。

       六七十年代孔德成在台湾一定是苦闷的，又或者是庆幸的。当孔子从至圣先师沦为“孔老二”之时，当大陆红卫兵在“孔林”掘墓三尺，历代衍圣公被挫骨扬灰之时，孔德成在台湾或许更能理解“道统不灭”的真意，他唯一能做的，或许也只是一遍遍地默念“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儒家心传真言。

       1984年，台湾考试院长空缺，据说蒋经国本来属意他人担任，但宋美龄亲自打电话给蒋经国点名孔德成接任，以示中华民国不忘道统。由此，孔德成成了“考试院长”，而且一当就是九年。一直到2008年逝世，终其一生，孔德成再无踏入大陆土地一步，而他也一直也没有等到对岸的那一声抱歉。

       2009年9月28日，孔德成长孙孔垂长在台湾“中枢祭孔大典”上接任了“奉祀官”一职，道统没灭。

       神

       话说在江西龙虎山上，两千年来都住了位道教“张天师”，一直到1949年他去了台湾，他就是神。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张天师”叫张恩溥，与“衍圣公”一样，创立道教的“张天师”也是代代相传，到了张恩溥这一代，已是第63代。

       第一代张天师叫张道陵，汉顺帝公元142年创立了“五斗米道”(后称“天师道”，现称“正一道”)，拔高一下意义的话，就是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本土宗教——道教，至今已有两千年。就是这一位张天师，将老子尊奉为我们现在最熟悉的“太上老君”。第三代张天师——张道陵的孙子张鲁，在民间的名气可能就更大了，就是《三国演义》那位割据汉中二十多年的张鲁。

       一直到宋朝之前，张天师和他的“正一道”一直是没有争议的全国道教领袖，即使王重阳在北方创立了“全真教”之后，张天师一系仍旧是南方道教领袖，由元朝忽必烈起始，“张天师”更是成为了官方承认的“神职”。

       张恩溥一到台湾，就创立了台湾省道教会，并设立“嗣汉天师府”驻台办公处，以示道教“教统”来到了台湾。到了1966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年份，张恩溥更是创立了中华道教总会，并当选为理事长。他在此前后肯定已经获悉，“祖庭”江西龙虎山的上清宫也在“文革”中被毁。

       1969年，张恩溥羽化。问题来了，张恩溥携至台湾准备承继“张天师”的长子张允贤先前已过世，天师之位只能由堂侄张源先继承（还有一种说法是代理掌教）。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除了部分信众，张天师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彷佛已经是上个时代的封建把戏，官方自然也没有兴趣去关心。

       可到了改革开放，在数十年的唯恐避之不及之后，中国大陆在90年代突然推出了自己版本的“张天师”——张金涛。按照官方的宣传，张金涛是张恩溥的“嫡孙”，当然比台湾的“侄子”张源先更有资格当这个天师。这无非又是“汉贼不两立”那套争正统的把戏，堂堂中国第一本土宗教的“领袖”，怎么能在台湾，而不在祖国大陆呢？

       但事实上，“嫡孙”张金涛甚至都不姓张，他不过是张恩溥二女儿张稻香的儿子，本姓鲁，改了姓来争这个天师而已，但终究是完完全全的外姓人。而按照两千年来的传承规矩，张天师一向以张氏血统为第一原则，从未有外姓染指的先例。而张金涛那边只死抱住一点，历代以来，从来没有天师离开过龙虎山。你搞你的血统论，我玩我的地域论，反正我就是张天师了。

       又是一个历史的巧合，2008年10月17日，也就是孔德成逝世前的11天，“张天师”来台后的第二代继承人张源先也“羽化”了。但张恩溥张源先留下的“教统”由张道祯在2009年5月正式在台湾继承。可能让张金涛最尴尬的是，张道祯继承的是“第64代”张天师，而他在大陆却一直以“第65代”自居。

       “张天师”带往台湾还远不止是“教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台湾的道教信众已达274.4万人，宫庙达8044座。道在哪，教统就在哪。

       佛

       在1949年赴台的众多高僧中，最大牌的无疑就是第七世章嘉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了。

       按照藏传佛教的转世世系，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被称为藏传佛教四大活佛(黄教四大教主)。其中前两者分掌前藏后藏，哲布尊丹巴曾为外蒙古政教合一的领袖，而章嘉则为藏传佛教在内蒙古的最高活佛。

       章嘉活佛一系可谓出尽风头，屡任帝师，在康乾时代堪称在朝中政治地位最高的活佛，连达赖、班禅和哲布尊丹巴也对其多有依仗之处。雍正还是四阿哥时，二世章嘉曾为他灌顶传法，门徒遍布皇室宗亲，康雍年间均为帝师。三世章嘉则是乾隆皇帝的灌顶国师，在向乾隆传法时，乾隆为表尊崇竟然跪在地上听讲。太和殿觐见时，六世班禅可以坐轿坐到太和殿第三台阶，而章嘉国师的轿子可以到达第二台阶，将其他亲王宠臣不知道甩了几层台阶。

       可以说，章嘉活佛一系历来就是藏传佛教活佛中与中央政府关系最为亲近的。七世章嘉活佛更是堪称异数，与慈禧、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关系都很好。辛亥之后，七世章嘉活佛成为了劝导内蒙古各旗归附民国政府的重要推手，由此还被大总统袁世凯加封为“宏济光明大国师”。1934年，七世章嘉活佛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蒙旗宣化使，确立了其在中央政府与内蒙古各旗之间居中斡旋的超然地位。

       而对于蒋介石而言，章嘉活佛事实上也是他在四大活佛中唯一有能力带去台湾的。从清末以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政教系统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一直不睦，十四世达赖显然是不会和蒋去台湾的；十世班禅1949年还不满12岁，还没举行过“坐床大典”的他甚至还不是真正的活佛，自然也是去不了；八世哲布尊丹巴就更不会走了，他1924年即已圆寂，宣布终结了转世。

       七世章嘉活佛赴台后自然就成为了台湾佛教界众望所归的领袖，当选为“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但可惜的是，七世章嘉活佛1957年就已圆寂，对台湾佛教界的影响并不大。圆寂之后，蒋介石亲莅灵堂致祭，备极哀荣。

       更可惜的是，与孔德成与张恩溥不一样的是，七世章嘉活佛并未指定转世灵童，有数百年历史的章嘉一系实际上已就此凋零。据称达赖之后寻获了八世章嘉活佛，目前在印度达兰萨拉，但无论如何，章嘉“教统”和台湾缘分已断。然后，章嘉活佛在台湾留下的藏传佛教火种至今未灭，全台各地几乎全年都有藏传佛教高僧活佛在宣讲佛教。

       除了藏传佛教的活佛之外，随蒋怆惶来台的汉传佛教高僧也为数不少，计有智光法师、南亭法师、道源法师、戒源法师、默如法师、妙然法师等，而其中尤以继八世章嘉之后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白圣法师最为出名。

       在章嘉活佛和白圣法师等高僧大德的弘法努力之后，今日的台湾已是华人地区中的佛教希望所在，佛教信众已达五百多万。

       我想，当我们谈论中华文化在台湾时，想到到不应该仅仅是胡适、钱穆、傅斯年们，在那个大江大海的年代里，还有他们，也来了台湾。(来自微信：历史真相）

棕榈树

《明朝那些事儿》的结尾，让我回味无穷

     

《明朝那些事儿》用众多的篇幅，讲述一个王朝的兴起和衰落，在终结的时候，却说了徐霞客故事。关于这个结尾当时有很多评论。有人说当年明月意在表明：天下不是属于朱元璋的，也不是李自成的，更不是皇太极的，而是属于象徐霞客这样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关于结尾，当年明月还在文末及后记中加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今摘录部分，与各位共品。

从俗世的角度，徐宏祖是个怪人，这人不考功名，不求做官，不成家立业，按很多人的说法，是毁了。

我知道，很多人还会说，这种生活荒谬，是不符合常规的，是不正常的，是缺根弦的，是精神有问题的。

我认为，说这些话的人，是吃饱了，撑的，人只活一辈子，如何生活，都是自己的事，自己这辈子浑浑噩噩地没活好，厚着脸皮还来指责别人，有多远，就去滚多远。

此前，我讲过很多东西，很多兴衰起落、很多王侯将相、很多无奈更替，很多风云变幻，但这件东西，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要告诉你，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先变成粪，再变成土。

现在你不明白，将来你会明白，将来不明白，就再等将来，如果一辈子都不明白，也行。

而最后讲述的这件东西，它超越上述的一切，至少在我看来。

但这件东西，我想了很久，也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或是词句来表达，用最欠揍的话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然而我终究是不欠揍的，在遍阅群书，却无从开口之后，我终于从一本不起眼，且无甚价值的读物上，找到了这句适合的话。

这是一本台历，一本放在我面前，不知过了多久，却从未翻过，早已过期的台历。

我知道，是上天把这本台历放在了我的桌前，它看着几年来我每天的努力，始终的坚持，它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终结。

它等待着，在即将结束的那一天，我将翻开这本陪伴我始终，却始终未曾翻开的台历，在上面，有着最后的答案。

我翻开了它，在这本台历上，写着一句连名人是谁都没说明白的名人名言。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这就是我想通过徐霞客所表达的，足以藐视所有王侯将相，最完美的结束语：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很多人问，为什么看历史，很多人回答，以史为鉴。

现在我来告诉你，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发现，其实历史没有变化，技术变了，衣服变了，饮食变了，这都是外壳，里面什么都没变化，还是几千年前那一套，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该杀的人还是要杀，岳飞会死，袁崇焕会死，再过一千年，还是会死。

所有发生的，是因为它有发生的理由，能超越历史的人，才叫以史为鉴，然而我们终究不能超越，因为我们自己的欲望和弱点。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做缺点，不能改的，叫做弱点。

顺便说下，能超越历史的人，还是有的，我们管这种人，叫做圣人。

以上的话，能看懂的，就看懂了，没看懂的，就当是说疯话。

最后，说说我自己的想法。

因为看得历史比较多，所以我这个人比较有历史感，当然，这是文明的说法，粗点讲，就是悲观。

这并非开玩笑，我本人虽然经常幽默幽默，但对很多事情都很悲观，因为我经常看历史（就好比很多人看电视剧一样），不同的是，我看到的那些古文中，只有悲剧结局，无一例外。

每一个人，他的飞黄腾达和他的没落，对他本人而言，是几十年，而对我而言，只有几页，前一页他很牛，后一页就怂了。

王朝也是如此。

真没意思，没意思透了。

但我坚持幽默，是因为我明白，无论这个世界有多绝望，你自己都要充满希望。

人生并非如某些人所说，很短暂，事实上，有时候，它很漫长，特别是对苦难中的人，漫长得想死。

但我坚持，无论有多绝望，无论有多悲哀，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对自己说，这个世界很好，很强大。

这句话，不是在满怀希望光明时说的，很绝望、很无助，很痛苦，很迷茫的时候，说这句话。

要坚信，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因为你还活着，活着，就要继续前进。(来自新浪博客：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与海，帖子名称我做了修改。）

neverland

昨天在广播里听到一句话，当你的才华追不上欲望时，应该静下来读读书
可惜，慢慢生活的杂碎繁琐，人早就静不下来了，
那些青涩的文艺情结，恐怕要等到老了再去梳理
然而老朽了的身心，又能去追求什么呢

有时候觉得众人很俗，自己则很狼藉

棕榈树

neverland 发表于 2015-1-28 09:20
昨天在广播里听到一句话，当你的才华追不上欲望时，应该静下来读读书
可惜，慢慢生活的杂碎繁琐，人早就静 ...

{:1_465:}这个世界正如你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我从阅读中，获得了另外的体验，这样的体验让我对周围不再有那么多愤慨，也较少对自己不满。我知道了更多，我不再那么迷茫，因为我觉得，相对阅读带来的思考，自己的一些情绪很没有必要。

xueyu

棕榈树 发表于 2015-1-28 09:26
这个世界正如你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我从阅读中 ...

这说明楼主真的长大了．．．人的成长包括身体的成长，另一个就是心灵上的成长．．古人讲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而现在的人多都做不到．．．

棕榈树

xueyu 发表于 2015-2-7 18:16
这说明楼主真的长大了．．．人的成长包括身体的成长，另一个就是心灵上的成长．．古人讲的三十而立，四十 ...

{:1_465:}{:1_465:}

棕榈树

大宋是怎么扼杀出版革命的

郭建龙/文

随着朝鲜等国家对互联网控制的加强，人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不开放社会如何在传媒革命面前从不知所措，到扼杀，最后达于控制的全过程。

然而，统治者对于信息技术和信息革命的恐慌，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实际上，在任何时代，当传媒、出版业有了大发展之时，都是统治者紧绷神经，妄图加以控制的时候。

乐观的人会认为，由于知识就是力量，最终技术革命必然掀翻保守的统治者，宣告革命的胜利，然而从历史上，我们却得不出这样乐观的结论。实际上，统治者对传媒的控制的确会土崩瓦解，不过在瓦解之前，控制会把整个社会变得羸弱不堪，成为文明的失败者，被世界上其他国家超过、击败，只有这时，统治者才会被推翻，把社会做了陪葬品。

在我国的宋代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出版革命，但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朝鲜等国家今天的作为毫无二致。宋代的政策延续到明清，出版物不仅没有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反而被弄权者娴熟地玩弄于鼓掌之间，成了思想奴役的好工具。

这次革命或许给我们对于当前预判，提供了某种参考价值。

欧阳修请求禁书

由于最近研究宋代的财政，翻到了欧阳修写给皇帝的一份建议。这个建议写于宋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名字叫《论雕印文字劄子》，内容如下[1]：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

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篇首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乃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

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贰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

这段话的大意是：最近首都开封（汴京）出现了一本书，名叫《宋文》。这本书开头第一篇文章是新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富弼写的，名叫《让官表》。

主要是由于这篇文章的原因，欧阳修认为这本书应该禁止，他建议政府到印刷厂将书的雕板烧掉，并严格执法。以后，如果再有私自不经政府核准就印书卖书的，都要狠狠地打击，严厉地惩罚，鼓励告发，给予奖励。

欧阳修本人就是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宋六家之首。他本人的大名就得益于宋代的印刷革命，使得文章广泛传播。那么，为什么富弼的文章会引起他的重视，不惜焚书呢？这就要从当时的历史谈起。

在欧阳修写这封信的17年前，公元1038年（宋仁宗宝元元年），西夏的统治者李元昊自称皇帝，并要求宋朝承认他的地位。宋仁宗坚决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双方立刻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

在冲突中，李元昊几乎一年一次大捷，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共屠戮了几万人。宋代的官兵却表现得极端无能，连吃败仗，最后，不得不在公元1044年（庆历四年），与西夏签订合约，每年送给西夏岁赐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

就在宋朝与西夏发生战争的同时，原本与宋朝维持和平的辽也趁火打劫，要求增加岁币。四十年前，宋已经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每年向辽岁贡银10万两，绢20万匹。到这时，辽威胁宋朝在战争、割地和增贡之间做出选择。

由于有了纠纷，宋朝需要派一个使者，去辽国谈判，改定条约。

对于宋朝的官员来说，出使辽国是非常有风险的，没有人能预期辽国的胃口有多大，就算能活着回来，也会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落得一身骂名。此时是宰相吕夷简掌权，他与富弼不和，就趁这个机会推荐富弼去送死。

谁知，富弼不仅没有死，反而不辱使命，以较小的代价与辽国签订了和约，每年增加岁贡银10万两，绢10万匹。

富弼回到开封后，皇帝因为他出使的功劳，要给他加官，授予枢密直学士、翰林学士，富弼连忙推辞。后来又要给他授予枢密副使，富弼只好上表说：契丹已经结盟，大家就认为没有事了，但未来万一契丹毁约，我就算死了也是罪过。陛下就不要再把这当喜事给我升官了（这是侮辱不是光荣），而是应该卧薪尝胆，把国家搞好。[2]

正因为有这么多耻辱的事情做铺垫，所以，富弼的《让官表》就如宋朝的一道伤疤，提起这篇文字来不得不提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

而恰好，公元1055年，富弼刚被皇帝授予宰相的职位，坊间的人们消息灵通，立即将富弼当做活广告，将他的文章放在了出版物的第一篇。

这时，政府发现原来出版革命真是件令人烦恼的破事儿。

宋代的出版业革命

在宋代之前，统治者对于书籍的苦恼没有这么多。

秦始皇时代嫌书太多，只需一烧了之，就防止了信息的传播。在他的时代，人们还使用竹简和手工抄书，成本昂贵，效率低下，所以，书籍的传播功能是非常弱的。

到了唐代，已经有了雕板印刷。但一直到唐代结束时，出版物在民间的传播力度仍然不够。由于采用雕板技术，也就是在整块木板上将文字和图画一次性雕刻上去，雕工的成本很高，如果印数不够的话，就无法回本，所以唐代的印刷局限在文人圈子里，或者佛经等可以大批量销售的领域。

唐代的手工业作坊以官办为主，也限制了经济的繁荣程度。直到唐代末年，雕板印刷才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只是这时皇朝就到了结束的时候。

到了宋代，由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经济呈现出极度的繁荣，随着造纸、雕板技术更加规模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传媒革命开始爆发。

这次革命在政府和私人两个层面上都有体现。

政府利用雕板印刷了大量经学、史籍，形成了官方的话语权。另外，自从有了雕板之后，方便了钞票的产生。宋代的钞票叫做交子，由于交子的印刷量大，要求高，政府采用了铜板雕刻技术，用当时最先进的工艺来生产，避免人们的伪造。

除了政府层面之外，大量的私人书商更成为了革命的主角，他们除了仍然印刷唐代的佛经之外，还印刷医书、历书、占卜书等，这些书越来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品。

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受教育层面的扩大，文学书籍也在民间变得有利可图，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原来，劳动人民只能靠口口相传来解决文化需求，现在即便普通人也可以拿着书籍来获得知识。比如，主张禁书的欧阳修就受益于这场革命，在他小时候，曾经从别人家的废书筐中找到了唐代韩愈的遗稿《昌黎先生文集》，脑筋随之开窍，继承韩愈的传统发扬古文，终成大家。

在宋代，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有名的文化中心。除了首都开封和行在（临时首都）临安（杭州）之外，两浙路、福建路、成都府也都是有名的印刷中心。

在首都，由于政府的势力太大，还以官方出版为中心。那么在两浙由于私人资本发达，则已经成了私人的天下，甚至政府都不得不把一部分书放到私人工厂里去出版。

而成都、福建由于地处遥远，更是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按照当时的标准，这里的书籍质量并不高，与宫廷本相比显得有些粗制滥造。但它们价格便宜，很适合民间普及，于是，在民间需求的刺激下，很快遍布全国。

除了普通书之外，私人书籍还善于发现任何的机会，比如，文人科考时做的小抄也是从这时开始发展，这种书必须足够小，字体如同苍蝇腿。但只要有需求，没有人办不到。

在宋代出版革命的刺激之下，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人们说文化时常常唐宋并称，但唐代文人和宋代文人的区别在于：唐代文人即便才华横溢，也大都是一方面的专才，而宋代的官场上，几乎每个人都是万事通，既要懂军事，又要懂经济，更要懂法律，从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储备上已经明显进步。

比如我们知道的包拯包青天，如果按照现在的划分，会是一个法律界人士，但实际上包拯曾经当过京东转运使、三司使，都是经济方面的官员，特别三司使更是相当于财政部长加交通部长，权力非常广泛，同时他还当过工部员外郎，跑到住房建设部客串一把。而一代名臣范仲淹不仅主持了著名的经济改革，还在军事上造诣独具，指挥过与西夏的对抗。

这些人之所以成为通才，与他们从小就能接触到更广泛的书籍，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就在这时，政府的担心却越来越重，即便是欧阳修这样的开明人士，也开始担心书籍的力量了。

苏辙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政府之所以担心书籍的力量，是因为它能够将足够的知识迅速地进行传播。仍然回到开头的例子，从富弼的出使算起不过只有13年，他的文章就已经进入了全国性的普及读物。而由文章延伸出的对于国家、社会问题讨论，则恐怕更加广泛。

除了名臣倍出之外，宋代也是一个人人关心社会问题的朝代，即便普通人都能方便地了解到政治、军事的变化。

但普通人的了解让政府很没有面子，特别随着朝代的加长，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遮掩掩的事情的时候。

为了保存自己的面子，政府决定禁书，不过，禁书总是需要理由的，与现代人能够想到的一样，古代人也想到了同样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国家安全。由于宋代与西夏、辽国开战，防止国家机密泄露就成了最好的借口，而皇帝的无能和软弱、官场的内斗和争吵，都被想当然地划进了国家机密。

在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最早的禁令还被限制在外国人身上，宋真宗时期，就规定边民不准将除了儒家经文之外的书籍带给外国人。到了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不准将大臣们的文集带到北方，以免泄露了国家秘密。

欧阳修的提议，也是借口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如果辽国人看到了这些讨论，会对国家不利。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既然这些事情连国内普通大众都知道，仅仅靠禁书，又如何防得住辽人？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些文集讨论了太多朝野事务，使得有的人面子没地方搁。

而更加神奇的人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翰林学士、权吏部尚书苏辙奉命出使辽国，由于宋代的文化水平比辽国高了很多，苏辙在辽国找到了久违的优越感，辽国负责接待的官员也无不对三苏充满了敬佩。

他刚到燕京，就有人告诉他：你老哥苏轼的《眉山集》已经到货很久了，你啥时也出本书让俺瞅瞅？

到了中京，官员们请他吃饭的时候，又有人和他谈论起他老爹苏洵的文字，对于老家伙的经历和观点也很了解。

到了辽国皇帝的帐前，又有人问他：据说你成天价吃茯苓，俺也挺喜欢那玩意儿的，啥时给俺开个方子呗？原来苏辙写过《服茯苓赋》，那人显然看过这篇文章，才向他乞求茯苓药方。

苏辙在一片奉承中回国，心里充满了受用。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还不忘将这些事情一一列举，充满了炫耀之情。但是，他突然笔峰一转，提议说：为了国家安全，请陛下禁止我国的书籍流入北国。

如何禁止？苏辙提议，最好的禁止方法，就是对本国的出版物进行审查。民间在出版之前，必须先申报给所属的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设置两个官员负责审查。[3]

审查制的出现，已经使得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能力。

欧阳修、苏辙等官员本是文化阶层的代表，他们却给皇帝出主意封杀出版物，自以为得计，却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抛开借口，看到实质

由于欧阳修、苏辙等人替禁书做了大量的铺垫，给皇帝找了很好的借口，手把手告诉皇帝如何操作。一切掌握熟练之后，皇帝开始抡起了禁书的板斧，砍向——教会他禁书的人。

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皇帝下令召集了几个工匠进入宫城，在文德殿的南门端礼门立一块石碑。这里是朝臣们上朝的必经之路，官员们每天从此经过都可以看到上面的碑文。

碑文是皇帝亲笔书写的，上面有120个人名。这些人是皇帝认定的“元祐奸人党”的成员，把他们名字公之于众，是为了表明皇帝的决心，凡是活着的，永不任用，凡是死了的，追夺封号，殃及子孙。

由于欧阳修死得早，碑文上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出馊主意的苏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和哥哥苏轼的名字都不幸被列在了碑文里。

立碑两个月之后，皇帝开始禁止元祐党人的学术著作。第二年又特别下令，一定要销毁三苏、秦观、黄庭坚等人的文集。皇帝感到仍然不过瘾，又在当年命令全国各地都要刻《元祐奸党碑》，并时时刻刻注意不要让他们的学说得以传播，否则严惩不贷。

到了第三年（公元1104年）六月，皇帝的措施再次升级，他把元祐奸**花名册重新进行了整理，从120人调整到了309。这次的碑文由司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书写，发往全国进行摹刻，形成警示作用。[4]

此刻，苏辙还没有死去。大概他提议禁书的时候，总是以为自己是安全，却没有想到革命的炮火会砸到自己的脑门上。

从这时开始，禁书也就成了皇帝的武器，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

不过，宋代由于行政效率不高，相对宽容，还只是事情的开始而已。

到了明清两代，随着集权主义达到鼎盛，终于开始对异端大肆屠戮，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和文字狱。到了这时，中国曾经出现过的那次出版革命彻底告终。

不仅是镇压，明清时代的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皇帝在禁书的同时，会发现出版业也在跟着自己的旗杆转，由于印刷违禁书籍要掉脑袋，出版商开始自我审查，主动帮助皇帝过滤他不喜欢的内容。而皇帝喜欢的书则立刻大量印刷，铺天盖地。于是，市场的选择渐渐被统治者的口味取代了。

当皇帝把四书五经和朱熹定成入仕的标准之后，大量的应考书籍、辅导书籍也应运而生，形成了对人们思想的束缚。

到了明清时代，出版业的发展不仅没有成为人类摆脱思想束缚的契机，反而被统治者利用起来，将更多的人纳入受奴役的轨道，进行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制造了大批的书呆子和蠢蛋。

与此同时……

大约在明朝建立80年后，西方的出版家古登堡也终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的发明时间比中国人晚，但起到的作用却大得多。

不出所料，古登堡的发明也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出版革命，人们可以以较为低廉的价格获得图书，开始了知识传播加速的时代。

与中国相同的是，出版革命在西方的统治者中也带来了恐慌，他们纷纷对市场进行干涉，试图禁止不喜欢的内容。

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西方的统治者们却无力扼杀这场革命。

与中国的大一统不同，西方存在着许多个统治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全局，作家和文人总能找到一个他们管不到的角落来印刷书籍。当伏尔泰在法国不受欢迎，有神圣罗马帝国和北欧诸国欢迎他。马丁路德的批评被教皇咒骂，却受到了后来成为新教徒的人的欢迎。当亨利们排斥胡格诺教徒，荷兰人大喜过望虚席以待。

更有趣的是，一本书在一个地方被禁止，往往意味着在其他地方有更好的销量，出版商们反而利用了这样的机会赚了大钱，更乐于帮助那些异端思想。

随着这些反叛的知识阶层崛起，出版和言论自由作为一种原则，先是被少数人宣扬，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到最后，统治者不得不做出妥协，承认这个原则。当人心已经慢慢被转变，普遍接受新的原则时，出版革命被固定了下来，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更可贵的是，当知识引起的好奇心在人世传播，会激励起了人们更大的好奇心，向外探索的冲动就在这种好奇心中萌发。不管是文艺复兴，还是大航海，都与人们好奇心被激发有着直接关系。

在历史上，中西方差距最大的年代不是汉唐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时代，而是宋代。在汉朝时期，西方的古罗马帝国也达全盛。唐朝时期西方虽然已经进入黑暗时代，但唐朝由于土地和户籍问题的拖累，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没有摆脱完全的羁绊。

只有到了宋代，工商业的发展才达到巅峰，而西方仍然在中世纪里苦苦挣扎。

只是，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繁荣社会的尾声，随后，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始终在九本书的阴影里打转。而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否给人以自由的空间。

最近，互联网业的发展曾经给了朝鲜这样的机会，让他们甩开那近一千年的东方阴影，借助另一次革命重返开放的世界。许多人在鼓吹新的信息革命，并预言未来的胜利将摧枯拉朽。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也许胜利并不是那么板上钉钉的，也许另一次逆转的根已经埋在了泥土里。(转自微信公众号：三剑客）

棕榈树

袁世凯的恶名是怎样淡化的？

作者 | 李岩

袁世凯这个名字，中国人都不会陌生。我们的中小学课本里都提过这个人，并且冠之以“窃国大盗”的恶名。他出卖维新派、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刺杀宋教仁，逆历史潮流称帝，斑斑劣迹似乎没有洗清的余地。然而在“二十一条”签订整整一百年后的今天，给袁世凯翻案的呼声也不小，认为他对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警政、司法现代化的奠基人。那么在影视作品中，是否也有为袁世凯“洗白”的趋势呢？

一、1981《知音》：脸谱化的坏人

在80年代以前，袁世凯在各种出版物和影视作品中都是绝对的反面人物，并常以被丑化的形象出现。

历史背景：

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各界对袁世凯的评价几乎是完全负面的。公开出版的图书中，对袁进行讽刺、丑化的也不在少数。比如195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袁世凯丑恶的一生》，从这个书名即可以看出书中大致内容是怎样的。

翻开目录，在描述“向荣禄告密”和“镇压义和团”这两起事件时，分别采用了“告密小人”、“老刽子手”①这两个带有感情色彩的章节名称，这代表了作者的写作倾向。而书的封面和书中插画里，袁世凯的形象也是肥胖、丑陋的。

这本书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一本通俗读物。可想而知，从这样的书中，人们只会对袁世凯形成一种负面、恶劣的印象。

影视表现：

因为长期以来袁世凯都是个反面人物，因此以他为主角的影视剧并不多。1981年上映的影片《知音》里，英若诚先生饰演的袁世凯是片中的“男二号”，算是那个时代袁世凯戏份非常多的一部戏了。当然，他的形象肯定是负面的，更多是充当烘托剧情的一个背景。

先看一下这部影片的简介吧：辛亥年间，日本逼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屈从签约。由此引发全国抗日风潮，袁派兵血腥镇压。云南起义将领蔡锷目睹袁世凯倒行逆施，准备进行讨袁起义。名妓小凤仙倾心蔡锷威名，却始终走不进蔡锷内心……蔡锷在云南打响讨袁第一枪，各省联袂而起，窃国大盗袁世凯郁病而亡。

上面这100多字的简介里，“不顾国人反对，屈从签约”、“血腥镇压”、“倒行逆施”等词充斥其间，最后以“窃国大盗”盖棺论定。整个剧情是非常典型的80年代对袁世凯的主流评价。

影片中英若诚以多年的舞台剧经验，很好地诠释了剧本中袁世凯的形象。在人物造型上，化妆师用黑眼线勾勒出了袁奸猾的形象，加上英若诚丰富的面部表情，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话剧《茶馆》中的刘麻子父子（英若诚在《茶馆》中饰演了刘麻子和小刘麻子两个角色）。

二、2003《走向共和》：跟外国人谈笑风生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完全相反的态度。然而在对袁世凯的评价上，却出奇的一致。在两岸的教科书上都有对他的负面描写。例如在袁让清帝退位的问题上，台湾和大陆的教科书分别作了如下叙述：

台湾版教科书：“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手握重兵，阴持两端，一方面向革命军勒索，意图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一方面利用革命军的声威，逼迫清帝退位。孙中山先生为了顾全大局，慨然允诺将大总统职位让予袁世凯，袁世凯与临时政府妥协，清帝遂于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宣布退位。”②

大陆版教科书：“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同时封建势力钻入革命队伍内部向革命派施加压力，革命**部也有人主张向袁世凯妥协，于是临时政府表示，只要袁世凯真正赞成共和，待清帝退位后，一定保举他为大总统。”③

这里选取的是90年代的两本教科书。从中可以看出，台湾版更强调孙中山的光辉形象，用了“顾全大局，慨然允诺”等词，而对袁世凯的用词则为“勒索、逼迫”。相比之下，大陆教科书更平和一些，只是从侧面写了袁世凯的狡诈：“钻入革命队伍内部向革命派施加压力”。用词上也比以前缓和许多。

在公开出版物方面，这种用词缓和的现象也十分明显。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袁世凯一生》的书。从书名看，“袁世凯一生”与1957年版的“袁世凯丑恶的一生”相比，负面评定词已经去掉，改用了中性书名。

而在章节名上，同样选取“向荣禄告密”和“镇压义和团”这两件事，《袁世凯一生》采用的是“出卖维新志士”和“剿灭义和团 晋升直督”④。如果说“出卖维新志士”和“告密小人”还没有太大区别的话，那么“剿灭义和团”就明显与“老刽子手”有了非常大的不同。

总体上讲，这一阶段对袁世凯的评价语气，已经从之前的讽刺、嘲弄变为了相对平实的叙述。

影视表现：

袁世凯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一次大改善，要算21世纪初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了。在这部剧中，足智多谋的李鸿章，忧国忧民的慈禧，精明强干的袁世凯，一个个人物形象都颠覆了以往人们的刻板印象。这里仅就袁世凯的塑造方面举一个例子。

剧中袁世凯由知名演员孙淳饰演，他也是整部剧中知名度最高的演员之一，从这点就能看出袁世凯这个角色在剧中的重要性。剧中讲述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有这么一段戏：

洋大人将天津城防的印信交给袁世凯，并说“给您省下了5000块钱”。此举带有明显的轻蔑和挑衅意味。袁世凯不甘示弱，把非常重要的城防印信塞在了鞋里，让洋大人十分难堪。之后，袁的亲信赵秉钧以大清国天津巡警总办的身份向袁汇报，洋大人又怒了：“天津不准贵国驻军的”。袁世凯不慌不忙回应道：“这不是军队，这是警察。”

对于袁世凯的众多负面评价里，“卖国”是最大的一顶帽子，而且是最难洗净的。然而一个卖国的人，也未必是一生都在卖国。袁世凯以德国军制为蓝本，制订了一套近代陆军建军方案，小站练兵是这一建军方案的实践，日后的北洋军阀就是在小站练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过人的人格魅力，是难以干成这件事的。

《走向共和》里的这个情节，袁世凯通过把印信塞进鞋里给洋大人下马威，再通过驻天津警察列队给洋大人示威，几个镜头就把一个在洋人面前保持民族气节，据理力争的形象描画了出来。

三、2011《建党伟业》：骂日本人“首相的脑袋被驴踢了吗？”历史背景：

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对袁世凯的看法已经有了明显变化。其中有两本公开出版的图书值得一说。

一本是出版于2004年的《袁世凯评传》，这本书是由中央级出版单位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有一定的权威性。还是举其中“向荣禄告密”和“镇压义和团”这两起事件的章节名为例：告密一事的章节名叫“诡谋杀机与告密自保”⑤，镇压一事的章节名则叫“庚子事变中的袁世凯”。

可以看出，1957年版传记中的告密小人，到2004版传记中已经变成为自保而不得不告密；关于义和团事件，则从刽子手、“剿灭”直至没有感情色彩的“庚子事变”。三本传记中的变化可以参见下表。

另一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袁氏当国》。这本书90年代即在海外出版，大陆简体字版于2004年出版，对原文有删节。尽管如此，这还是一本为袁世凯说了不少好话的书。例如曾在教科书上被定为铁案的宋教仁遇刺案，唐德刚直言宋不是袁世凯杀的，起码不是袁直接指使杀的。

这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袁世凯是杀宋凶手”这一多年来的定论。在简体版《袁氏当国》已有删节的前提下，这部分能保留下来，证明对袁世凯的一些负面评价，在当前环境下是有可讨论的空间的。

影视表现：

历来在人们的印象中，袁世凯最大的污点除了称帝之外，就要属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了。“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秘密条款，签订于整整一百年前的1915年。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最终签订的条约与日本提出的条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善，袁世凯曾尽力做过一些讨价还价的工作。拍摄于2011年的电影《建党伟业》就如实反映了这一段历史。

影片中，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及其幕僚宣读了日本提出的条件，周润发饰演的袁世凯在听完条件后说：“想趁火打劫？大隈首相的脑袋被驴踢了吗？”日置益进一步解释：“这是个密约，我们双方都要保密，谁泄密都难逃大日本帝国的制裁。”袁世凯一边走向日本特使一边说：“少给老子来这套！伊藤博文活着的时候也不敢威胁老子，你他娘的算老几？”说完摔杯而出。

之后的情节中，表现了袁世凯为称帝而接受了密约“二十一条”，最终被人民唾弃。然而，与日本驻华公使争辩，甚至不惜骂娘，这样的情节是之前的影视剧中很少见的。作为建党九十周年重要的献礼片，《建党伟业》能够拍出这样的片段，并请出中国观众心中的一代“英雄”周润发来饰演袁世凯，也足以说明官方不再把袁世凯定位为完全的负面形象。

结语：

关于袁世凯本人的历史评价与历史事件的细节探究，有很多名家著作可以参照。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应更多地回归历史本身，而不要因人废言或因人废事。(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思享会）

棕榈树评论：多方面观察历史上的人和事，这正是我强调的多角度看历史的观点。从本帖可以看出，多角度读历史是多么的重要。